中国有50多处煤田火区昼夜燃烧 每年经济损失约40亿

杨晓东指出，当前钢铁企业在环保方面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某些钢铁企业不能保证环保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步运行，存在偷排现象。

共享单车契合环保、利民理念，故而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民众的广泛欢迎。共享单车具备扫码骑走，任意停放的特点，但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若管理不当，监管缺位，过于方便以至于使用随便，没有节制，将导致泛滥成灾。

据报道，2016年，近20家品牌投放了约200万辆共享单车，而2017年预计投放总量极可能接近2000万辆。其中确定了城市人民政府是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的责任主体，以及服务为本、改革创新、规范有序、属地管理、多方共治的基本原则政策是好的，落实须发力。如果说共享单车绿色上路是现代城市靓丽的风景线，让共享单车合理回收、再生利用才完成了善始善终的良性循环。谁污染谁治理，共享单车企业要改变以往那种恣意投放的无序状态，承担起环保、节能的社会责任，在投放之初就应该计划好破损、淘汰共享单车的归路。共享单车乱停乱放、恶意损毁早已备受诟病，而损坏的共享单车堆积成垃圾山，则更让人触目惊心

6月12日下午，《关于共同开展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的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京举行。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在落实环境保护责任方面责无旁贷，建立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也是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的重要制度、促进环境质量改善的新举措。结合史料记载和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绘制的中国近5000年气温变迁图，秦汉和隋唐朝处于历史上的温暖期，气候比现在更暖。

全球变暖是一个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现在还无法排除全球变暖与地球气候周期变化以及太阳黑子运动的关系，毕竟地球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气温比现在高的时期。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16：能源与空气质量特别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室外空气污染死亡人数高达221万人，空气污染使中国人均寿命缩短2年零一个月。雾霾含有化学物质、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既有急性毒性也有慢性毒性，增加了人们患中风、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和癌症的风险。即使美国不退出，也可能会用类似的逻辑找理由不认真履行《巴黎协定》，使碳减排国际合作陷入囚徒困境。

产生的社会效益主要包括延缓全球变暖的趋势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中国经济面临着减速的新常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

但该协定移除了大部分义务性用语及量化目标，导致法律约束力不强。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措施包括减少高碳化石能源消费，提升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在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调整产业结构以降低能源强度，采用节能设备提高能效，还有大规模造林固碳，这些措施都是长期性的调整。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仅是美国的46.3%、日本的78.5%以及德国的84.4%，我们有理由维护合理的碳排放权益。发达国家的人民呼吸着优质的空气，享受着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还不用承担商品在原产国排放的二氧化碳;中国人民还得呼吸着糟糕的空气，为其他国家在中国的隐含碳转移埋单，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产生的社会效益包括空气质量改善、医疗成本下降、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作物产量提升和交通损失减少等。这让人联想到美国当年也认为《京都协议书》未规范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减排承担，不符合美国利益而表示反对，导致签署协议后又退出。如果美国不履行巴黎协定的减排目标，助推传统能源行业复苏，那么中国碳减排延缓全球变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我们不需要承担不属于我们的义务。

现在主流的碳排放研究视角都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认为只要产品生产是在某个国家进行，相应的碳排放就属于该国家的排放，没有考虑产品是否在该国家消费。根据美国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2014年发布的各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排名，中国位列全球第48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某些国家不想承担责任，于是把中国捧到了台前。控制大气污染物不仅比控制碳排放投入的成本低，而且产生的社会效益更高。

美国当地时间6月1日，特朗普在白宫宣布：即日起，美国将停止落实不具有约束力的《巴黎协定》。当控煤等减排机会用尽后，实现二氧化碳和污染物同时减排的效益将越来越有限。实现这个宏伟的减排目标需要所有参与国的共同配合。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人口负担较重，与已经走过这个阶段的发达国家在同一时刻不具备可比性，碳排放总量限制会很大程度上制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碳减排和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本及收益不同在政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投入在大气污染物治理上产生的社会效益比碳减排明显。由于技术的进步和规模效应的凸显，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越来越强，随着配售电改革的推进，人们会更愿意选择绿色电力，由此带来碳减排效益毋容置疑。

再者，光伏行业已经成为中国领跑全球的行业，15年间，风光发电累计拉动总GDP增长约14.3万亿元，累计拉动投资约5.4万亿元。碳权是能够出售获利的，因此通过文件虚报、数据作假等作弊方式获得配额、抵减碳权的动机一直存在。

首先，中国的大气污染状况使我们必须进行能源转型，就目前的能源结构而言，空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的产生有较大的同源性，煤炭控制还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手段，既可以降低空气污染，又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最后，可再生能源发电对就业有拉动效益，绿色和平与中国风能协会发布的《中国风电光伏发电的协同效益》报告预测，到2030年风光发电带动的直接就业人数接近240万人，间接就业人数接近530万人，带动的总体就业人数接近770万人，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行业在未来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就业压力。

发达国家已经迈入后工业化时代，从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向第三产业，并且人口较少增长较慢，碳排放基本不会有较大增长。碳减排和大气污染治理的不同路径治理二氧化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的路径不完全相同，但重点都包含削减煤炭的使用，所以两者具备一定的协同效益。

其次，我国可再生能源行业飞速发展，光伏、风电、水电装机均居世界第一，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治理空气污染就是在拯救生命，我们应该抓重点优先解决这个问题，利用协同效益顺带减少碳排放。(作者简介：顾城天王进，供职于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国际能源研究所)。美国能源部长佩里曾表示支持美国留在巴黎气候协定之内，但是需要重新讨论其中的条款，不能只有美国和中国认真，而其他国家不当回事。

气候变化治理的全球领导力是需要中国花钱的，而中国在过去几年以及未来面临经济放缓的压力，不能过于追求所谓的国际声望，而是量力而行。近年来空气污染给人民的健康带来了极大威胁，是一个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全国性民生问题。

或是企业故意把过去的历史排放多报一些，来获得更多的碳权。提升空气质量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健康，即使没有《巴黎协定》，迫于生态压力我们也会这么做

但该协定移除了大部分义务性用语及量化目标，导致法律约束力不强。发达国家的人民呼吸着优质的空气，享受着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还不用承担商品在原产国排放的二氧化碳;中国人民还得呼吸着糟糕的空气，为其他国家在中国的隐含碳转移埋单，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人口负担较重，与已经走过这个阶段的发达国家在同一时刻不具备可比性，碳排放总量限制会很大程度上制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在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控制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加工制造业一般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产生的社会效益包括空气质量改善、医疗成本下降、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作物产量提升和交通损失减少等。我国空气污染的监管和治理应优先于碳减排，希望人们用上绿色电力却戴着雾霾口罩的情景不会出现。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0%以上，这种能源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发达国家通过产业链生产端的外包形成对发展中国家隐蔽的碳排放转移，被称作贸易隐含碳。

雾霾含有化学物质、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既有急性毒性也有慢性毒性，增加了人们患中风、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和癌症的风险。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目标和政策行动不会改变。

最后，可再生能源发电对就业有拉动效益，绿色和平与中国风能协会发布的《中国风电光伏发电的协同效益》报告预测，到2030年风光发电带动的直接就业人数接近240万人，间接就业人数接近530万人，带动的总体就业人数接近770万人，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行业在未来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就业压力。如果美国不履行巴黎协定的减排目标，助推传统能源行业复苏，那么中国碳减排延缓全球变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